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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三十二年(公元1162年)，高宗赵构决定禅位于义子孝宗，自己做起了太上皇。
高宗留给孝宗的，是在宋金交战中得以占据半壁江山，但也稍有主动权的南宋朝廷。
采石之战后，宋军在两淮、川陕收复许多故土，一时抗金形势转向乐观。
孝宗生于靖康之变当年，又一直目睹南宋在宋金关系中的屈辱，经常为此愤愤不平。他对秦桧一伙权臣庸将擅权误国、畏敌如鼠的行径极为不满。完颜亮南侵时，“两淮失守，朝臣多陈退避之计，帝(孝宗)不胜其愤，请率师为前驱”后来为了打消高宗疑虑，孝宗在老师史浩的提醒下，才要求留在高宗身边陪护。当孝宗即位后，朝廷内部主战思潮随即兴盛，许多大臣主张以武力对抗金军，收复北方失地。而平时主张避敌逃跑、妥协投降的论调暂时销声匿迹。
孝宗刚刚即位，还比较顾虑太上皇高宗的意见，不愿立刻推翻他主持制定的和局。
绍兴三十二年，金国向南宋盱眙驻军发出威胁，要求立即归还此前被宋朝收复的故土。孝宗的回复诏书反映了他的矛盾心理：“敌人来索旧礼，从之，则不忍屈。不从，边意未已。”
如何应付金朝挑衅，南宋朝臣意见也不统一，有人主张听从金国要求，以免再度兵戎相见。有人要求拒绝金国要求，坚决守护祖宗故地。孝宗经过长时间思想斗争，终于在同年十二月，“手诏罢德顺军屯戍，并令于秦州岛里安泊”孝宗的撤军诏书在西北前线引起极大震动。名将吴璘奉班师之诏准备撤军，僚属接连谏言规劝：‘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，此举所系甚重，奈何退师？”但吴璘知道此时朝廷还不敢轻易开战，便曰：“璘岂不知此？顾主上初政，璘握重兵在远，有诏，璘何敢违？”但在撤军过程中，金军乘其不备偷袭，吴璘军损失三万三千人，幸存者连营痛哭，声振原野。好不容易收复的陕西大部，被金国不费吹灰之力再度占领。
隆兴元年，金国故技重施又向南宋提出领土要求。为了威慑南宋，金国在宋金边界“积粮修城”，为南侵营造声势。当时驻守边界的名将张浚趁着金军立足未稳，先发制人发动突袭。张浚的擅自行动，在朝堂内引发强烈争论。主战派和主和派辩论于孝宗面前，这次孝宗坚定站在主战派一边。很快，将领李显忠被任命为淮东招抚使，邵宏渊为招抚副使，开始率军北上伐金，意图迅速收复故土。
南宋军队出师之初，军队连连获胜，形势一片大好。李显忠出安徽定远，渡过淮河，打败金国守将，收复安徽灵壁。邵宏渊自盱眙渡过淮河，和李显忠会师收复虹县。前线捷报频传，令孝宗信心大增，收复故土的愿望更加迫切。
此后金国援军大量汇集，宋金双方在安徽宿州展开激烈争夺。当李显忠孤军奋战时，邵宏渊却始终拒绝配合。李显忠在多次打败金军进攻后，损失日益惨重，被迫从宿州撤军南下。到了符离境，疲惫不堪的宋军被金军击败，南宋“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，一夕大溃，器甲资粮，委弃殆尽。士卒皆奋空拳，掉臂南奔，蹂践饥困而死者不可胜计”孝宗即位后朝野瞩目的北伐，就这样以惨败而结束了。
金国在取胜后并未继续南下，而是对南宋展开外交攻势，以虚声恫吓迫使南宋就范。在金国的压力下，南宋朝臣中主和思想再度沉渣泛起，一些曾依附秦桧的官员被重新起用。他们为了保有权力、促使和局成功，甚至不惜将孝宗的态度泄露给金国使臣，要求他们以武力威胁迫使孝宗接受议和。
经过一年半反复交涉后，宋金终于在隆兴二年签订“隆兴和议”相较于此前绍兴和议，南宋的政治地位稍有提高，但仍要贡献岁币。金使到达朝廷，皇帝也要降榻受书。
符离之战的溃败，对满怀恢复热情的孝宗君臣带来十分消极的影响。继续主张对金国用兵、以武力收复北方失地的臣子消失了，多数臣僚对宋金和战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。在“隆兴和议”达成前，有大臣向孝宗进言：“今日之举，当量度国力。”孝宗对此表示同意：“浪战不可，须是机会，不可强为。”乾道三年，孝宗与辅臣议论恢复事，大臣说：“报仇雪耻，诚今日之先务，然非内修政事，有十年之功，臣恐未可轻动也。”帝深然之。
孝宗在位的后半期，其恢复热情大大降低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朝廷上下以恢复为讳言，以兵端为可畏，笼罩着一片乐因循、惮改作的萎靡风气。为不引起金朝怀疑，以表示恪守和议的诚意，朝臣竟有人反对在边境修筑城堡。孝宗末年，宋朝武备弛懈，国力益弱。尤其孝宗禅位后，南宋国势江河日下，恢复北方失地的希望彻底破灭了。
